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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文/庞无忌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据专家测算，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低于5%，实际增速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
这种状况必须及时扭转！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提振各界信心的重要信号。逐渐走出疫情影响的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增长区间”？明年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康勇预计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预期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他认为，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毕马威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如何？经济增速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康勇：今年我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拖累将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明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提升。
此外，2022年基数较低，也有利于明年同比增速的回升，预期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这个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央行去年的一个研究也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1%-5.7%之间，明年的增速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都很重要。
国是直通车：怎么样看待5.2%的增速？明年实现5%以上的增长有何意义？
康勇：一方面，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加快，但总体复苏动能依然偏弱，5.2%的增速仍远低于疫情前6%以上的水平，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并不牢固。综合来看，疫情后四年(2020-2023)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约4.5%，依然弱于中国的潜在增速水平。
另一方面，明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依然远超全球平均水平。IMF在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2.7%，并指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在今明两年内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并有望在今年超过12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以上，在这样大的体量上实现5.2%的增速实属难得。
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测算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需要4.5%左右的年均增速。
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
康勇：2023年是贯彻落实二十大各项战略部署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具体体现在：
一是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加速放开。近期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和“新十条”相继出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有利于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明年经济回归正轨。
二是消费随疫情缓解得到改善，储蓄助力消费复苏。随着防控措施优化，预计明年我国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接触类、体验类消费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家庭储蓄也有利于疫情后消费复苏。
根据测算，和历史趋势线相比，目前中国储蓄存款总体规模增加了近7万亿元。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居民信心的加强，这其中的一部分超额储蓄也有望转化成消费。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积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支持力度。我们预期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基调，支持经济持续复苏。
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力，继续将稳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上继续用好现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同时，预期我国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新能源引领投资增长。受政策推动，今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表现亮眼，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9.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尤为亮眼，超出全部投资增速近1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专精特新等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五是房地产市场修复，对经济拖累减少。我们研究显示，房地产投资下降10%，会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从需求端、供给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特别是近期“三箭齐发”，从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三个方面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有望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缓解企业的信用风险。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家庭消费、投资信心依然较弱，房地产的复苏可能仍需时间。
六是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压力减小。预计后续美联储加息步伐将明显放慢，明年2月和3月分别加息50和25个基点，目标利率区间达到5%-5.25%，此后美联储将停止加息。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团队预计2023下半年美联储将开始降息，并在年底降至2.75%-3%。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预期美元指数转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走强。同时，美联储加息放缓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转弱，中美利率倒挂缩小，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将改善。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明年稳增长、稳经济大盘的发力点主要在什么方面？
康勇：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疫情散发，地缘政治紧张等超预期冲击，经济出现一定下行压力，为稳定经济，国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对推动我国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政策效能有待显现。
明年稳增长经济政策要把恢复扩大消费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摆在优先位置，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同时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等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政府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49.7%，较2021年底提升近3个百分点，但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存在一定加杠杆的空间。预计明年政府发债或将保持一定力度，稳定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运用这一工具，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预计明年政府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精准有力。稳增长仍将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今年M2增速处于相对高位，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依然保持一定力度，推动经济复苏。
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我国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将明显缓解，同时我国通胀压力不大，物价总体温和，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将减弱，存在降息降准空间。
东西问丨盖志毅：中国治理库布其沙漠，为何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新社呼和浩特12月31日电 题：中国治理库布其沙漠，为何令世界刮目相看？ ——专访经济学家、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盖志毅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经济学家盖志毅，在其学术生涯中用了很大精力研读库布其沙漠，对于库布其沙漠的历史与现状，他能信手拈来。 甚至日前库布其沙漠新能源基地项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正式开工建设，他都会与记者第一时间分享。 据官方媒体报道，这是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开发建设的全球最大规模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也是中国首个开工建设的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大基地项目。 盖志毅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提到，关于库布其沙漠的治理，正一次次让世界惊叹，一次次令世界刮目相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您谈谈库布其沙漠的概况。 盖志毅：库布其沙漠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黄河南岸，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西起巴彦高勒对岸，东至托克托对岸。库布其沙漠像一条黄龙横卧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黄河南岸，横跨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部分地区，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形态以沙丘链和格状沙丘为主。总面积约1.8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也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漠，直线距离仅800多公里，被称为“悬在首都上空的一盆沙”。  库布其沙漠。刘兆明 摄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库布其沙漠治理主要取得哪些成就？ 盖志毅：无需回溯太多年，仅以近十年为例，就可看到库布其沙漠的世界影响力。 2012年6月，库布其沙漠生态文明被列为联合国“里约+20”峰会重要成果向世界推广。 2013年9月23日，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库布其治沙案例”被选定为官方宣传片，向190多个国家的3000多位代表循环播放。 2014年4月22日，在第45个“世界地球日”，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并将其作为全球首个荒漠化地区生态系统的研究对象。  位于库布其沙漠中段的达拉特光伏基地。刘文华 摄2015年7月，第五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召开，主题为“沙漠生态文明，共建丝绸之路”。大会达成十四项共识，并为通过的《2015后生态文明建设愿景和合作框架》《全球荒漠化治理库布其行动计划》两个成果文件提供了智慧支持。 在2015年12月1日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中有这样几组数字：价值4600多亿元人民币的生态财富，10万多当地农牧民从中受益，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脱贫致富，为100余万人(次)创造就业机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世界发布了《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认定“库布其沙漠生态财富创造模式”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造福世界的沙漠综合治理道路。 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库布其作为中国防沙治沙的成功实践被写入190多个国家代表共同起草的宣言，成为全球防治荒漠化典范。  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刘文华 摄2018年，中宣部将库布其沙漠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典型，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进行了集中报道，向全国乃至世界全景呈现了库布其大漠变绿洲的奇迹。官方认为，“库布其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 事实上，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成就为世界贡献了沙漠治理、生态修复、经济繁荣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生态品牌，被联合国确认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不仅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河北、吉林等各大沙区成功落地，也广泛传播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加纳等非洲沙漠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亚洲国家，显示了“库布其模式”的国际化特色。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库布其沙漠得到世界关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盖志毅：最主要的是外界确实感受到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库布其沙漠整体治理，创造了大漠变绿洲的奇迹，生物多样性得到明显恢复。沙漠从过去的寸草不生、飞鸟绝迹，发展到生物种类增加到530多种，出现了天鹅、野兔、胡杨等绝迹多年的野生动植物，昔日肆意流动的沙漠被绿色长龙缚住，开始静躺安卧。 过去，库布其沙漠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十米，输入泥沙1.6亿吨，如今输入的泥沙减少八成。经过30多年艰辛治沙，库布其沙漠出现了几百万亩厘米级厚的土壤迹象，改良出大规模的沙漠土地，初步具备了农业耕作条件。 目前，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25%，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气象资料表明，鄂尔多斯市年平均大风日数和沙尘天气次数明显减少，强度逐渐减弱，生态环境明显转好，走出了一条具有鄂尔多斯特色的荒漠化防治之路。 库布其沙漠的植被在增加，沙漠治理面积达6000多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3200多平方公里。  民众在库布其沙漠植树。李永胜 摄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库布其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 盖志毅：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而在过去十年，“库布其模式”已是全球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样本”，为世界防治荒漠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 首先，“库布其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维合力的结果。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在中国，除中央政府和竞争性企业两大主体外，还存在一个经济主体，即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在这三维市场体制中，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三者有机结合，使企业均衡投资率高于常规市场经济，为超常增长提供了投资动力。 其次，“库布其模式”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久久为功的结果。 鄂尔多斯市从20世纪70年代的“林牧为主、多种经营”，80年代的“三种五小”建设，到90年代的植被建设是最大的基本建设，到新世纪以来的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多年的累积效应产生了库布其模式，这与西方国家的政策大多只能产生短期效应非常不同。 再次，“库布其模式”是以基层组织为核心带动农牧民积极参与的结果。 在内蒙古杭锦旗，蒙古族女民工联队长敖特更花被称作“沙漠玫瑰”，她是道图嘎查的嘎查长，积极响应号召，在库布其沙漠中种树，绿化沙漠面积达到3万多亩；同时，敖特更花和她组建的民工联队通过政府引导和当地沙产业的带领，将库布其沙漠的治理模式推广到新疆、西藏等地。  敖特更花作为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接受媒体采访。孙慧军 摄在基层组织带领下，库布其周边的农牧民以“沙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牧民”的7种新身份参与治沙。积极探索“企业建基地、基地联农户、企业对协会、协会联农户”“企业建基地、农民土地入股”等多种长效机制。 总之，“库布其模式”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唯一的解释权、话语权，提供了又一个生动例证，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完) 受访者简介：  盖志毅，内蒙古政协委员、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生导师。曾任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务。2018年任内蒙古政协委员，2019年任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2022年当选中国蒙古学会副会长。在《农业经济问题》《经济纵横》《农村经济》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文明消失的现代启悟》《富国强区之路--内蒙古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研究》《制度视野下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等10余部专著。专著《牧区政策调整--以内蒙古为例》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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