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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消除“月经贫困”，东西方如何合作？******

　　中新社北京5月28日电题：消除“月经贫困”，东西方如何合作？

　　中新社记者曾鼐

　　5月28日是国际经期卫生日。月经并非一个仅属于女性的私密话题，它背后关乎广大女性的健康和尊严。如今，“月经贫困”已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消除“月经贫困”，如何推动全球行动？创新科普宣传，中外该如何合作？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Justine Coulson)对话快手博主“科学少女壳酱”王鸿坦。

　　康嘉婷表示，在不少地区，月经的污名化现象仍然存在，需要国际合作消除“月经歧视”“月经贫困”。她指出，一些西方的、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依托新技术手段，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心理健康和科普工作。

　　作为一名科普博主，王鸿坦认为，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代代相传导致，建议东西方在女性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更多关注贫困地区女性健康安全。

“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Justine Coulson)对话博主“科学少女壳酱”王鸿坦。田博川摄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一些地区会有“月经羞耻”的文化？“月经歧视”的现象严重吗？

　　康嘉婷：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每天都有很多女性，因为月经而受到歧视或遭受不公平对待。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禁忌或对月经的污名化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没钱购买卫生用品。在一些文化中，女性在月经期间被认为是不洁或肮脏的，这显然是一个误区，但她们却因此被所在社群排斥。

　　在一些国家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歧视，例如，女孩在学校来月经时会被男孩取笑、甚至遭遇性骚扰。有时，当一个女孩开始来月经后，尽管她还是个孩子，人们就认为她可以结婚了，这些女孩可能会被迫早婚。对于不少女性来说，经期安全仍然是一个严峻问题。

　　王鸿坦：历史上，“月经羞耻”是源于社会对月经没有科学认知，又因月经与性相关，本身属于较私密话题，常常被污名化。例如，在罗马时代有学者称，如果经期妇女碰到铁，铁会生锈，如果她碰到麦子，麦子会枯萎。随着现代医学发展，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月经属于正常生理现象，但受文化等因素影响，“月经羞耻”仍然刻在一些人的认知中。消除“月经歧视”“月经羞耻”的问题，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需要在小朋友、青少年的成长阶段，为他们构建科学的认知体系。

　　中新社记者：“月经贫困”是什么？如何通过国际合作，解决“月经贫困”？

　　康嘉婷：“月经贫困”是指妇女或青春期女孩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卫生用品、治疗疼痛的药物、新内衣等一切保障经期健康所需要的物资。“月经贫困”不仅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每个国家的贫穷女性都可能面临此问题，例如，在欧盟或我所在的国家英国，统计显示，预计每十个女孩中就有一个买不起每月所需的卫生用品。尤其疫情期间，很多家庭承受了额外的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女孩需要这些卫生用品却无力购买时，她们可能会做出危险的事情，例如，她们可能会被迫去商店里偷东西，或进行性交易；女孩们也会因为买不起卫生产品，就不去上学了。

　　为了解决“月经贫困”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减少或取消卫生用品的增值税，以降低经期管理成本，但国际社会仍需要做更多工作。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可以作出贡献。特别是在非洲地区，女性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应该通过合作去解决问题。

　　当女孩受到歧视时，她们也会面临心理健康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来自西方的、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未来可更多通过网络在年轻人中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工作。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如何？

　　康嘉婷：几十年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加强孕产妇保健服务等，中国的孕产妇保健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可预防的母婴死亡率明显下降。在青年群体和残疾人群体中，我们也与当地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普及性教育知识等。同时，也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消除“重男轻女”的风气，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中新社记者：女性在月经期间，喝热水有助于缓解不适吗？社会应如何更有效推动科普工作？

　　康嘉婷：全球范围内，平均有20%的女性在月经期间感到虚弱和疼痛。对于女性来说，能够有条件管理经期健康、获得止痛药、向医疗工作者寻求咨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在月经期间喝热水，喝热水会让你感觉更好，那喝热水就没有坏处。我认为，在获取正确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个人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王鸿坦：网络流传的一些经期“保养秘方”，大多不科学，例如经期一定要多喝热水，热饮本身可能会对舒张血管有一定作用、缓解一点疼痛，但不适用所有人。经期处于一个更容易感染的状态，需要注意个人卫生，可以用温水清洗，但不可盲目购买网上推荐的洗液，洗液主要是针对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如果本人是健康状态，过度使用洗液反而容易生病。

　　做科普工作时发现，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代代相传”造成的，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谣言有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在女性健康等领域，建议东西方加强合作，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将“月经歧视”“月经羞耻”等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同时建议推动社会民间组织合作，更多关注贫困地区的女性安全。

　　中新社记者：消除“月经歧视”，男性能做什么？

　　康嘉婷：回想起40年前，在我上学时，当女孩到了12岁，会被带去“谈话”，所谓“谈话”，即所有女孩被带到学校礼堂，听一场30分钟有关经期的演讲，没有提问机会。这是在那个年代，老师跟年轻人介绍月经的方式。在那次30分钟的“谈话”后，接下来5年学校生涯中，我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讨论经期健康，男孩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月经健康的信息或指导。

　　现在，不应该再有人重复我12岁时的那种经历——仅仅跟女孩们在学校聊一次月经健康。现在需要在学校的生物课、性教育课程中设计相关的环节，让男孩和女孩一起学习月经知识，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而不是一个禁忌。(完)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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